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4-0102-04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中国文学对外推介的热潮，也激励着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步伐。但急功近利地对外推介，其作品水平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只求扩容，不求质量，损人不利己，这样中国文学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意义。作为与中国社会既同构又超越的当代文学，在这历史的关节点上，如何承担起时代的使命，充分发挥既塑造又传播中国形象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又一富有新质的前沿性话题。
    一、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应担负起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
    中国古代、现代文学业已完成了表现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而当代文学则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创作态势，所以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代文学必须担负起重构、传播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
    首先，中国形象是本国民众和国际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认识和评价，是“域内自塑”和“域外他塑”的复合体。但“他塑”资源主要基于形象主体的自塑，因此中国自塑的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自塑形象，不仅是中国民众通过努力奋斗、积极进取所塑造出来的，也是通过各种媒介所“重塑”出来的。在这种重塑中，中国新闻媒体一直是推介中国形象的主力军，中国、中国人、中国元素、中国制造、中国符号、中国风等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全球媒介信息之中，共同描绘出“中国形象”，为域外了解中国历史、现状、自然、人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提供了“印象”。但由于某种偏见，新闻媒体常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舆论工具”和官方的口舌，再加之新闻表述概括、刻板、枯燥，难以赢得外国人的审美认同。
    文学传播的优势就在于它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品性，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西方人看来，文学是普罗大众的一种交流方式，因此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一种“重塑”形象，这种重塑既包含了对既定的现实描绘，也蕴含了一种对美好生活向往、追求的价值目的，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是作家审美理想的具象化，所以更具有崇高感，更易被读者接受。文学的优势还在于它通过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曲折细致的故事情节，向世界展示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和充盈丰满的当代中国。以文学为母体而派生出的电影、电视、戏曲生动直观、声情并茂，更易为西方观众所悦纳和记忆，进而成为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元素。如沈从文笔下那牧歌般的民俗风情、如诗如画的自然风景、善良淳朴的人物形象通过文字和影像传播，使西方受众因向往那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P231)而不远万里来到湘西体验阅读时的感受，寻找梦中的圣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形象不完全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这个国家通过各种传媒、各种文学作品及文学的衍生体——电影电视重塑出来的。由上所知，文学的传播与交流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不可小觑。
    曾几何时，为避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嫌疑，当代作家几乎都得了失语症，丧失了和现实对话的能力和勇气，逃离了当下主流社会，躲到一个自我封闭的角落里，浅吟低唱，讲一些说不清道不明是哪个年代的故事。另外，嗜丑为荣、放逐理想、解构崇高，似乎一写到生活的亮点，就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几乎丧失了一个作家的道义、担当和社会责任。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如何向世界展示正在和平崛起、胸怀伟大复兴之梦的中国形象，是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和现实课题。
    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存在着无序性和随意性，其负面效应有目共睹。其一，海外翻译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许多海外经销商，由于利益的驱动，未经作家许可擅自翻译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这些非法翻译的作品质量良莠不齐，翻译水平捉襟见肘，严重损害了作品形象和作家的权益。其二，未经筛选的劣等作品“合法”地流向海外。所谓合法性，就是国外出版商直接取得中国作者授权翻译出版，这是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民间渠道，而且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这种推介方式高效、直接、方便、灵活，但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再加之功利心作祟，翻译出的作品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长此以往将会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及中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其三，官方的文学翻译与出版缺乏合理的规划。德国翻译家郝慕天说：“在德国，一本中国小说的出版，仅仅是源于一次巧遇或一种尝试。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对作家、文学流派的选择随意性较大，对同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译也缺乏系统。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多样，需要政府与民间形成合力，最好能制定一个系统全面且有所侧重的翻译计划。”[2]规范化管理表现在：首先，国家职能部门对当代文学要有计划且保质保量地向外推介；其次，国家对民间的文学输出要加大监管力度，比如设立中国文学翻译出版准出制，遏制侵权和粗制滥造，所有欲走向世界的文学作品要通过专门机构的审查过滤，杜绝低俗的、妖魔化中国的作品流向海外；对于海外出版商擅自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要追究法律责任，使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由乱象丛生走向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二、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建构中国形象的正负效应
    据中国作协创研部不完全统计，中国当代文学有1000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其作品被译介的当代作家有230多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作家所获得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颁发的作家奖、小说奖及影视剧奖等诸如此类的国际大奖不计其数，这为中国进一步摘取诺贝尔文学大奖起了烘云托月的蓄势作用。几多期盼，几多努力，诺贝尔文学大奖终于花落中国，莫言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意味着中国作家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文学经历了百年孤独，终于脱颖而出，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这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向世界彰显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实力、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经济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崛起及不可小觑的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茅盾文学奖的对外推介，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它历经八届，共有30多篇长篇小说获此殊荣。这些层层筛选出的优秀作品，无疑成为中国官方首选的向外推介对象。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尺度是多维的、严格的，既涵盖了普世价值的人道关怀，又体现了中国的价值观念。这些获奖作品承载着中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走向世界，担负着千年中国文明形象建构和重塑的历史使命。茅盾文学奖尽管饱受争议，但在坚持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坚持正面的价值取向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自强仁爱的精神导向等方面对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发挥了正能量。作为中国文学权威奖的茅盾文学奖已经自觉地担负起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的使命。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一改过去被动、自闭、畏缩的形象，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和文化自信走向世界，以承办和参与各类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为契机，重塑了中国作家和学者的国际形象。近十年来，中国作协已成功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意、中澳文学论坛和中日韩三国文学论坛，加强了中国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和理解。尤其是在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协以主宾国的身份举办了60多场文学交流活动，中国作家百人团集体亮相，盛况空前。当代文学对外推介的另一股力量是以高校和研究机构为承办方的各类国际研讨会，它和作协组织的文学交流活动构成互动关系。文学研究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创新的学术理念来助推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他们和当代作家一起以大气睿智、热情友善的中国文人形象信步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一步步改变着百年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的弱势形象和边缘地位，使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文人赢得了在国际文坛上的话语权，从文学的维度重塑了中国魅力形象。
    但需注意的是，当代文学对塑造中国形象也具有负面影响。一是新时期文学的个体经验叙事，稀释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中国文学自“伤痕”“反思”文学后，大面积陷入种种旗号的个体经验写作的泥潭中，如“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历史”“日常美学”和“身体写作”等，“经验”和“身体”构成当代文学的膜拜对象，国家宏大叙事则被作家刻意规避，国家价值观被严重稀释。新写实小说放逐理想、解构崇高的文学理念，“新体验小说”亲历性、主观性的文学传达方式，“新历史小说”向历史裂缝聚光的“小历史”叙事，“下半身写作”赤裸裸地用自己的肉体欲望表达自己的思想，凡此种种，在新“名号”的旗帜下，文学应有的担当、气节、英雄、崇高、理想与浪漫一概抹平削去，这些缺少民族钙质的文学作品传播出去，不仅降低了中国文学的品位，损害了中国形象，也得不到海外读者的青睐。
    二是为迎合西方的猎奇心理，放大了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曾几何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成为拯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诺亚方舟，但民族特性具有优劣、美丑的两面性，所以不是所有民族特性都具有世界意义，只有那些优秀的民族精萃及普世价值的精神追求，才能更积极地影响世界。某些作家把民族性与民族劣根性混为一谈，在作品中热衷于聚光民族落后、独裁、腐朽的社会制度，偏爱暴露中国人的贪婪、嫉妒、自私、狭隘、懦弱、卑怯、懒惰、愚昧的人格特征，对中国人智慧的书写过分地注重“术”而疏离了“道”，作品里充满了太多的心计、圈套、手腕与阴谋，把权力的角逐与关系的纠缠写得精彩之至，以致遮蔽了我们民族的高贵和人性的崇高。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崇尚和平、重义轻利、侠肝义胆、大爱无疆、集体主义等优秀品性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弘扬，反而对中华民族劣根性展示，满足了某些外国人的不良居心。
    三是人物生存环境的审丑取向，有损于中国的生态形象。受当代作家苦难叙事与审丑意识所累，当代文学的环境形象也难逃厄运。环境形象属于中国形象的外在形象，直观可感，一目了然。人物生存环境的审丑取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自然环境穷山恶水、原始荒凉、飞沙走石、寸草不生，这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诗意葱茏的中国自然形象格格不入。其二，人物住所简陋不堪、肮脏凌乱，粪便、尿、臭屁、垃圾、苍蝇几乎构成了底层民众的环境意象。其三，人物形象痴呆怪异、龌龊邋遢。新时期文学塑造了一群傻子形象，他们痴呆怪异、畸形乖张、相貌丑陋，传播了中国弱势群体的另类形象。此外，龌龊邋遢、不修边幅、眼屎、鼻涕、黄牙、乱发成为作家笔下非智障底层人的众生相，结果，脏乱差丑成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的生态形象。也许作家原本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来呼唤对理想文化生态的重建，但由于文化的差异，西方人未必理解作者的本意，他们会言之凿凿地说：“看!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无疑会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三、当代文学视阈下中国形象的重构和推介策略
    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的形象意识对于重构文学作品中的国家形象起着关键作用。在过去相对封闭的文学生态环境里，每个作家预设的读者只有中国人，自家人关起门来揭短毫无顾忌：揭露官场腐败图个痛快淋漓，把中国的脏乱差往死里写，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咬牙切齿，对弱势群体的不幸与不争痛心疾首，于是以笔作刀，把中国若有若无的脓疮挑开捅破，血水横流，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棒喝来呼唤对理想文化生态形象的重建，这本无可非议，也是中国作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作家们理应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会走向世界，各国读者将从书中认识中国，对中国形成或好或坏的印象，每个作家正以文学的手段塑造着、传播着中国形象。
    时代变了，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代作家理应敏锐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的视线必须越过自家的墙头投向更辽阔的人类世界，作家不仅要搭建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的桥梁，更重要的是慎重考虑中国应以怎样的文学形象走向世界。作家还要清醒地意识到笔下虚构的人物形象、环境形象，不再是虚幻的、个体的、封闭的文学形象，而是中国人的形象，就是中国的环境形象，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和域外读者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将构成一种镜像关系。当代作家要积极书写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这样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使中国人在国际交往中更有尊严感。所以当代作家要有国际视野和人类意识，要坚守高贵的文学理想，通过书写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性搭起中国文学与世界交流的桥梁。
    文学重塑中国形象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政府形象。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政府形象具体表现为政策法规的科学性和领导人的执行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对内坚持改革开放、团结进取、以人为本、关怀民生，对外反对霸权、独立自主、坦诚友善、维护和平，使中国在短期迅速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学不像新闻报道那么直白、功利，是用故事巧妙含蓄地把政府形象做以正面或侧面地表现。二是民间形象。中国民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民风淳厚，民俗魅力无穷，作家应深入挖掘传承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异彩纷呈的民族奇葩和普通中国人自立自强、坚忍不拔、善良厚道、热情睿智、理想高远的人格特征。中国民间不缺乏大善和大爱，而缺乏的是对爱的关注和膜拜。中国形象最本质的要素是中国人的形象，所以当代文学应该着力塑造好当代的、崭新的中国人形象。三是环境形象。包括人工景观形象和自然生态形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楼林立、景观处处、时尚现代的大都市形象，繁荣富足、田园牧歌般的新农村形象，所有这一切，都彰显着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中国地大物博、山水灵秀，再加上国家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完善，一个千姿百态、美轮美奂的大国气象引无数西方人竞折腰。环境形象的优劣，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国人的生活品位，所以，在当代文学国际化的视野下，作家下笔不要随心所欲，因为那是十三亿人民的中国，个人无权随意糟蹋，要把中国美丽的风景描绘出来与世人共享。
    在此情形下，当代中国形象的文学推介策略应着重在以下三方面求得突破：
    第一，做好选题策划。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代作家要自觉通过作品展示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实现“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的历史使命。在选题上，一要当下化，即关注当下中国主流社会和谐奋进的现实生活，不要一落笔就是宫廷格斗、野史秘闻，把中国弄得像一个锈斑累累的出土文物。二要多样化，要聚焦当代中国各行各业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要一味迷恋于底层农民、市民的苦难叙事、下半身探秘及各种文体实验，要书写那些铁肩担道义、为民做贡献的各路精英人才。三要从文学理念的审丑化、文学视觉的单一化、创作心态消极化的迷雾中走出来，要以阳光的创作心态，传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要拿中国最好的东西与别人分享，以高贵的文学理想去激励世人、温暖世界。另外出版社要参与作者的选题策划，摒弃急功近利的商业理念，提高文学推介的选题质量。
    第二，突破翻译模式。中国文学译介模式分为本土译介模式、海外华人译介模式和汉学家译介模式三种。前两种模式，其翻译者的母语均为汉语，因其对文学输出国别文化、语言、读者期待深度把握的欠缺，致使翻译质量不高而导致译本滞销。为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认为无论中国人外语多么好，都不适宜做中译外，应由译入国人来翻译，因为他们通晓母语，知道如何更好地表达。鉴于此，一批汉学家成为当代文学“中译外”的主力军。汉学家翻译模式虽然优于前两种模式，但他们也无法突破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局限。如贾平凹的《秦腔》、李洱的《花腔》因其俗语、方言太多，汉学家只好放弃翻译。上述三种单方翻译模式的缺憾，自然推演出新的翻译模式——搭伴翻译，即一中一外合作翻译，这对双方的文学功底及他们对两国语言、文化、历史的掌握程度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搭伴翻译因其可以互相沟通从而突破单方翻译的困局。优秀翻译人才的奇缺，仍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障碍，所以政府要加强对中外翻译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奖励机制，使“中译外”步入快车道。
    第三，拓宽传播渠道。在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纸质图书媒介是其传播的主力军，杂志、报纸、广播、影视、网络所起的作用较弱。但是在大众传播时代，纸质图书媒介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影视媒体的生动形象、网络传播的快速方便，有声媒体的声情并茂已经超越图书媒介而成为强势媒体。文学文本可通过影视和有声读物的二度创作来扩大文学在世界的影响。电影《红高粱》在域外的走红，拉动了莫言小说《红高粱》在全球的热销。网络传播的快速方便、覆盖面广也已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交流的最佳平台。实现多渠道传播目标，需要委托海外专业图书经纪人策划运作。如阿来、虹影的作品都是通过图书经纪人翻译成许多种文字，而且运用多种媒体在海外传播。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形象的塑造已经提高到国家的战略层面，发端于国际关系和传媒领域的这股“中国形象热”快速蔓延到其他领域。以塑造文学形象为己任、以弘扬真善美为天职的中国作家，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要走出封闭的“自家小院”，投入到中国形象重构的洪流中，把过去单纯的文学形象塑造提升到中国形象的战略高度，丰富文学形象的功能和内涵。不仅要在作品中折射和平崛起的当代中国形象，同时也要展示华夏子孙高贵的灵魂和人性的崇高，使中国文学更有尊严地走向世界，拿中国最好的东西与西人交流，传播中华民族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