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这个物化社会，纯文学因物质性与消费性的匮乏而处境尴尬，除少量文学经典还不缺乏读者外，当下创作中也只有少数名家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但由于历史积累和名利等方面的原因，当下文坛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场域，其中的作家数量和创作量都不容低估。一方面是受众日益被其他娱乐消闲方式蚕食，另一方面却是产量的日益膨胀，这便让精选性质的文学选刊和选本大行其道。目前市场上畅销且具较强文坛影响力的选刊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这三种，《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这几家市场一般，却还有些象征性影响力。此外，俗文学趣味的《芳草·小说月刊》和新起的《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也有部分版面跟踪选载当下创作。鉴于以中、短篇小说为对象的选刊竞争最激烈且最受读者和文坛关注，笔者便对它们今年上半年的运作情形进行考察，以便检视它们在过滤和呈现创作现状、引导文学趣味、捕捉文学动向等方面的作为和表现。
一、视野、重合率与机制问题
今年上半年各选刊上的中、短篇小说都选自国内原创型文学期刊，发表时间是从去年年末到今年五六月间，选载的总量达到二百多篇，大概占不到同期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数量的十分之一。对各选刊的选载情况我们可以作一些简单的数据统计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小说选刊》“微小说”栏目中的作品视作俗文学，排除在统计范围外，《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中较多选目是1980—2011年间发表的小说，非当下创作所以也不在统计之内，《芳草·小说月刊》大量选载的“在线小说”“博客小说”“小说元素”等属俗文学类型，也不在统计之列。
从上表来看，《小说选刊》的选文来源最广，视野最开阔。《小说选刊》的作品常常选自《伶仃洋》《伊犁河》《佛山文艺》《大地文学》等较为冷僻的地方期刊，这表明它在“披沙拣金”方面最下功夫，比其他选刊做得更好。事实上，文学选刊的基本职能就在于“披沙拣金”，这是选刊的角色无法被评论家代替的根本点。评论家发现好作品主要靠“碰”和“撞”，随机性很强，而选刊作为面向全体创作进行筛选的专业机构，理应全面占有作品并从中遴选精华，并且要尽量避免因视野不及而有所遗漏。选刊都声称自己可让读者“一刊在手，精华尽览”，但事实上它们投入选稿的人力很少，常常因视野狭隘而遗漏佳作。这就让选刊失去了信用，也当不起“当代文学的窗口”这一称誉。
翻开选刊，人们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哪些作品被选载了，而那些被几家选刊都选中的作品就更引人注目了。统计发现，今年上半年被两家以上的选刊共同选载的作品约有五十余篇，约占全部被选篇数的20％，这样高的重合率可能表明了各选刊在选文趣味与标准上相当趋同，也可能与各选刊都只盯着全国那几十家原创文学期刊，视野狭隘有关。最受青睐的是迟子建的《晚安玫瑰》，共有五家选刊相中。小说讲述了两个女人的苦难故事，其中涉及爱情、弑父、救赎、犹太人流亡中国等主题和题材，是一个较为丰满的作品。迟子建的名气、题材内容的独特性应该是众选刊追捧的主要原因。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徐坤的《地球好身影》、范小青的《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鲁敏的《隐居图》、陈应松的《去菰村的经历》、陈河的《西雁河》均被选载四次。《地球好身影》以戏谑之笔虚构了一个农村女孩在母亲的操纵下参加电视选秀并夺冠的闹剧，影射了当下社会虚荣心名利心泛滥、娱乐界黑幕重重的现实。《去菰村的经历》反映当下基层官场作风和黑恶势力掌握乡村政权的现实。这两个作品各具艺术风格，属于文学水准和社会价值都比较高的优秀作品。其他几篇则显得一般化。这些作品被热选四五次，似乎只有一个共同点：作家都享有盛名，是文坛的名家或近些年被热炒出来的“准名家”，而作品的艺术质量却并不均齐。比如，陈河是近些年才被炒出名的华人作家，其《西雁河》的情节处理和艺术表现就显得有些薄弱。
相较于被选四五次的作品，被选次数在二三次间的作品数量更多，质量也更显参差。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贾平凹的《倒流河》、刘醒龙的《黑夜守望》、欧阳黔森的《村长唐三草》、王秀梅的《天衣》、蒋峰的《手语者》、普玄的《资源》、东君的《在肉上》、笛安的《胡不归》，均被选载三次。这些作家中有名家(方方、贾平凹、陈应松、刘醒龙)，也有新秀(王秀梅、蒋峰、东君、笛安)，作品中有的属于优秀之作，有的则很一般。《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写农村贫寒子弟的艰辛大学历程和苦难命运，切中时代弊病，令人叹惋；《黑夜守望》借矿难写农民的善良与纯朴，真实而又厚重；《天衣》写小三和元配之间的心理较量和道德拷问，细腻而又深入；《胡不归》写长寿老人心胸逐渐豁达，渴望死亡。这四篇是比较优秀的作品。贾平凹的《倒流河》写农民从做矿工到做矿老板的发迹过程和相应的生活、心理变化，从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看都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但作家自身的名气和市场影响力足够打动某些选刊。《村长唐三草》是一个“主旋律”的作品，将人物写得有点高大，作家可能对农村人物了解不深，所以漫画化了；《手语者》的人物和故事(聋哑人杀人越狱逃亡)失真，虚构得没有可信度；《资源》是一个题材上的大杂烩——婚恋、官场、环境保护、拆迁、自焚，芜杂而不精深；《在肉上》的写作趣味给人以低俗的印象。而被选两次的篇目则有三十多篇。这其中王蒙的《明年我将衰老》、东西的《蹲下时看到了什么》、李亚的《将军》等质量较高，而水运宪的《无双轶事》、张策的《命运之魅》、申剑的《完全抑郁》、徐皓峰的《师父》、陈仓的《父亲进城》等，或者故事类型化，或者虚构失真，或者故事拖沓、描写干枯、语言无味。
选文的重合问题牵涉文学动向、文学共识、文学趣味、文学场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等问题，很值得探究。如果重合率高是以选文的文学品质或者是对某种文学动向的敏锐把握为前提就不是坏事，但实际观察发现并非如此，似乎更多是源于作家名气、读者趣味、文学场中的互利关系等因素。《小说选刊》的主编杜卫东就承认该刊每个月都会收到寄来的“各种民刊、内刊、报纸，以及大量通过各种关系和各种渠道发来的荐稿和自荐稿”①。其实，不管是刊物自身的标准、读者的趣味，还是文学场中的合作互利关系，往往都是选刊所置身的整个文学场域内错综复杂关系间折冲、化合的结果，文学本身的标准未必是这个场域运行的真实逻辑和原则。如果将选刊的选文情况与整个文学场域内的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选刊运作的某种内外机制并对它有所审视。
首先是作家和原发刊物对选刊施加的影响。著名作家常常能够聚拢读者和人气，所以他们是任何市场化的选刊都不甘拒绝的主角，有时选刊甚至为此甘愿忽略作品的质量问题。而年轻的或不知名的作家则有求于选刊，需要借助选刊的平台和影响力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这种时候个人公关的事情就有可能出现。而原发期刊对选刊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是原刊向选刊推荐作品或公关，因为它们往往需要借转载率来标榜自己的办刊成绩；二是选刊编辑受到原发刊物处理作品方式的影响。这后一点值得谈论。虽然每家选刊都有自己的办刊方向与选文标准，具体到每个选刊编辑却未必都是那么呆板的。由于人手有限而阅读任务又过于繁重，选刊编辑很可能来不及沉淀自己的阅读感受，无法对作品价值作出精准判断。因此，处于审美疲劳或混沌之中的选刊编辑很可能受到原发刊物对某个作品重视程度和处理方式的左右。比如罗门的中篇小说《群委书记》在原发期刊上是放在“特别推荐”栏目中的，还配有“主编点评”。原刊如此重视，《小说选刊》自然也愿意配合。宗利华的中篇《水瓶座》在原发期刊的“特别关注”栏目推出，且配有作家访谈文章，结果《小说选刊》也专门为它设置“争鸣”栏目，且配发两篇评论文章。但显然，《群委书记》和《水瓶座》都非上乘之作。
其次是新闻报道、文学评论、评奖等因素对选刊的影响。2012年8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市出版协会、作家协会、新民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对“70后”作家曹寇、张楚的研讨会。随后，张楚的《良宵》、曹寇的《塘村概略》先后被选进三家选刊。2012年10月27日，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杭州评出，东君的《听洪素手弹琴》获短篇小说奖。作为这一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后果，《小说选刊》在2013年第一期设置“发现”栏目，距小说发表两年后进行了补登。评奖的另一可能影响是，东君的另一中篇《在肉上》后来被三家选刊共选。2013年2月7日，《文学报》登载记者报道《文学期刊新年观察》，文中特别提到了《花城》杂志刊发的王蒙作品《明年我将衰老》和《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毕飞宇小说《大雨如注》。后来这两个作品成为好几家选刊青睐的对象。2013年1月，中国小说学会评出“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曹寇的《塘村概略》、王手的《贴身人》入榜。尔后，这两部小说入选《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方方的中篇《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选刊转载之前早就在《新京报》上刊发过长篇访谈和报道，中国作家网等网站也曾大量转载该报道。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
处于文学场之中的选刊当然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运行，但问题是选刊在接受外部影响的时候应该有所过滤，应该有必要的定力，坚持以作品质量而不是以作家名气和市场关注度为选文标准，否则就是“选人”而不是“选文”了。比如东君的《听洪素手弹琴》批判社会丑恶确实举重若轻，但稍后写的《在肉上》却非优秀之作。《在肉上》从标题上看就显得俗气，小说基本写的是一对夫妻间的性虐故事(性虐游戏、蒙面强奸)，这种变态性行为背后当然也折射了夫妻间因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差异而引致的心理、精神方面的复杂纠葛。但这个具有一定社会和心理意涵的题材在作者手中处理得并不好，给人的印象是情节炫奇、描写露骨，俗文学趣味太重。几家选刊都对它趋之若鹜，恐怕跟作家正被热炒或作品题材方面的市场吸引力有关。
二、选刊趣味与选文品质问题
除了关心选刊选了哪些作品，人们当然更关心这些作品到底成色如何，是否名至实归这样更要害的问题。依笔者的眼光，上述重合的五十余篇作品中大概只有一半不到的篇目属于实至名归的优秀之作，而那些只被选载一次的作品并非就不优秀。比如张翎的《夏天》、凡一平的《操场》、曾剑的《饭堂哨兵》、任珏方的《爱别离》、刘涛的《老高的病》、陈继明的《陈万水名单》、李唯的《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罗漠的《一生涕泪》、张新科的《大喷》、毛建军的《第三日》等作品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被多家选刊追捧的作品。这些好作品不被追捧很可以说明许多选刊有眼无珠，当然也可能与作品题材的尖锐性有关。像《饭堂哨兵》写军营的等级森严和哨兵的卑微与孤独；《老高的病》写爱管闲事、监督医疗质量的老人遭到医院系统的冷遇与报复；《陈万水名单》写“大跃进”时代整个村庄饿殍遍野的惨状；《暗杀刘青山张子善》调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内高级干部的贪腐，并时时捎带着讽刺一下现实，都是极有力量的作品。它们可能因不符合“主旋律”所提出的“正能量”“和谐社会”等价值立场而被冷处理。令人震撼的佳作力作反不如名作家的稀松之作受追捧，无疑说明了选刊的选文标准或趣味还颇成问题。
选文的标准或眼光当然与选刊的办刊方向(读者定位)、文学理念等深层次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先来探究选刊通过选文呈现出来的文学眼光或趣味问题。文学眼光或趣味也就是一个如何判定文学作品的品质与价值的问题。对于如何评判作品的文学品质和价值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或标准，但简要概之，“真”“善”“美”这三条大概是人人皆赞同的，问题只是三者间各自的分量问题。而根据对三者轻重关系的处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选刊的文学趣味或标准问题。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各选刊推出的中、短篇小说中兼具“真”“善”“美”三种品质的并不多，《爱别离》《明年我将衰老》《去菰村的经历》《将军》《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第三日》等可以算是这类好作品。而更大量的是在“真”“善”“美”这三者上有所偏向甚至因此而显示出瑕疵的作品。
选刊在“真”这个标准上处理得就不是很好。小说本质上是一种虚构，因此不能要求小说等同于纪实或者与现实生活毫无距离，但小说虚构还是应该能给读者一种“源于生活”的“真实感”。因为没有这种对“真”的假定，文学的接受就难以生效，至少严肃的文学接受是如此。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细节或其中流露出来的作家思想情感是否有“真实感”往往取决于作家在虚构时是否严肃认真和是否投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今年选刊中的不少小说确实让我们感受不到这种严肃和真情投入。比如几家选刊都热选的《手语者》。小说写“我”的继父于勒先天失聪，靠摆地摊骗钱资助“我”上大学；与同居女友的分手让他卷入一起谋杀案而蒙冤入狱；此后他策划越狱，指挥同伙杀死狱警并成功脱逃，途中还杀死两个同伙以掩藏行踪，最后逃到遥远的边疆地区隐匿起来。这样惊险、传奇的情节发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和“于勒”这个姓名都显示出作者虚构的不高明或不真诚。《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推出的《泰勒粉钻》结局也给人以虚假感：某民工将挖到的钻石吞进腹中以私藏，连累送他下山求医的两个伙伴一溺死一伤残，藏匿的其中一颗钻石让民工成了富豪，十多年后他将另一颗最大的钻石遗留给幸存的救命恩人，后者却将它扔进了大河，以祭奠当年溺死的同伴。舍财取义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但很难想象一个贫穷的残疾人如此鄙弃珍宝。这样虚构，人性是显得崇高了，却俨然不食人间烟火一般。
“审美”是文学的首要功能、属性，但选刊们明显对小说的“审美”品质重视不够。小说的“审美”品质表现在思想主题、情感立场等方面，但首先是表现在语言上面。因为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缺乏审美性就很难让整个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从几家选刊所选载的200多篇作品来看，具有较高的语言品质的作品寥寥可数，大概只有《明年我将衰老》《胡不归》《将军》《地球好身影》等不多的几篇。王蒙的《明年我将衰老》行文带着强烈的散文风格，语言机智、俏皮、幽默的同时也不乏犀利；徐坤的《地球好身影》也以“俏皮的语言”取胜，它们都是语言的审美性较高的作品。作为反例的则是《父亲进城》这样的作品。《父亲进城》是《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热选的作品，而笔者读它时的感觉非常难受，那种语言连文学语言的及格水平都达不到。而且该小说完全是呆板、枯燥的纪实性写法，给人的感觉是作者连文学描写都不会。选刊选中它大概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因为该小说宣扬的是孝道，歌颂的是农村老父亲的纯朴、自然本性。而在《小说月报》等选刊上，《下一波潮水》《金字招牌》这类从语言到故事、主题都缺乏审美性的作品也不鲜见。
相对于“真”和“美”这两个标准，选刊似乎更重视“善”(即社会功利性)。《父亲进城》《泰勒粉钻》这样或缺乏审美性或缺乏真实感的小说大概就是因为主题的崇高才进入选刊的。“主旋律”立场鲜明的《新华文摘》在选文时也特别重视作品思想主题的正确与崇高，它所选载的《村长唐三草》和《父亲进城》就分别属于思想主题正确而真实性、审美性则很不足的作品。《小说月报》似乎也特别青睐“好人好事”题材：张楚的《良宵》写老艺术家关爱乡村艾滋孤儿；马金莲的《荞花的月亮》写农妇坚守孝道侍奉婆婆的善良人格；南翔的《哭泣的白鹤》写巡护员为保护珍稀野生飞禽而与偷猎者斗争最后牺牲；周建新的《斑海豹》写渔民倾力保护一只海豹并与之建立特殊情谊；晓苏的《回忆一双绣花鞋》写农妇对丈夫婚外情的宽宏大量；东紫的《正午》写拾荒者和女医生家庭相继抚养被遗弃的残疾儿……这些作品大多立意歌颂善良的人性、人情，其中虽也不乏真、善、美兼具的好作品(如《荞花的月亮》)，但大部分还是给人以主题先行、故事俗套、情节失真的感觉。徐岩的《影视城》即属于这种故事牵强、主题虚弱的作品。小说写一个好警察从黑社会手中救出被骗女孩并因此被害，而他结识的一个外地司机朋友则驾车冲向坏蛋们的老巢，为此因损害他人财物罪入狱五年半。这样牵强的故事大概连作者自己都不会相信!好人好事题材的盛行显然与近年来官方媒体大力宣扬的“正能量”话语不无关系。
除了可以用“真”“善”“美”标准来衡量的纯文学作品，选刊也选入了不少纯粹消费性的通俗小说。《小说月报》的读者定位是都市白领之类的中产阶级或“小资”读者——这从其一贯的封面格调(小资情调的家居布景)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它对“官场”“商场”“婚恋”“欲望”这类大众化、都市化的题材类型一直情有独钟。比如《托斯卡纳》(吕魁)写一个超级富豪的低调处世和乐善好施，将这个商人塑造成一个魅力无穷的高大人物；《大建商》(彤子)也刻意描写商界精英的非凡谋略与魄力。这样的小说显然是要满足读者大众对富豪生活的好奇心，与“帝王将相”题材盛行的背景大抵相同。又如《金字招牌》(袁亚鸣)写地主后代卧薪尝胆终于将集体企业攫为己有的故事，其中充斥着原刊编辑所吹嘘的“制毒贩毒、谋杀陷害、复仇恶报、男女欢爱、企业改制、资产流失、潜伏破案……几乎囊括了所有典型的小说元素”，通俗传奇架势十足。至于写民国武林故事的《师父》，就是标准的通俗小说了。《小说选刊》一向给人的印象是“纯文学”立场更鲜明一些，但它作为市场化的选刊其实也不愿放弃讨好大众读者。所以“官场”“欲望”“情爱”题材在《小说选刊》中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如官场小说《逃匿者》《无双轶事》《老霍丢了》《蝴蝶效应》《坐大巴》《局长的笔记本》《好好好》《调研员》《有料可挖》《官途》《本真》，欲望小说《吉娜之夜》《绝招》《热得快》《猫狗情仇》，情爱小说《资源》《爱情是把刀》《杜鹃花》《水瓶座》。同样，《小说选刊》也有《靠山》这类写黑社会故事的通俗传奇作品。在倾向大众通俗趣味方面，《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不甘人后，后者选载婚恋小说7篇、官场小说6篇，在总共32篇选文中所占比例不低。虽然官场、欲望、情爱题材也可以写出好小说，但选刊中的此类作品大都未见得有何优异之处，尤其是其中的官场小说明显给人以类型小说的印象。正像某文学编辑所说：“各个选刊虽然趣味有差异，但都比较重大众化，故事性，社会性。就小说叙事和语言上，相对没那么丰富。文学性强的小说是不会入选的。这样的后果是会倡导一种功利化的写作。官场小说的流行就是这样兴起的。”②选刊的市场化趣味确实可能损害文学的发展，选刊们一向以纯文学期刊自居，理应承担起对纯文学发展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在选文时更加重视纯文学的标准。
以上只是笼统叙述了选刊的选文趣味和质量情况，这当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概括，重合率的居高不下就证明了选刊趣味的趋同化。当然，不同的选刊之间还是有些差异的。比如《新华文摘》因为没有市场化的压力，选文上面就严肃端庄得多，对作品的思想主题方面要求颇严格，属于“主旋律”趣味最鲜明的选刊。《小说选刊》这些年一直打着“现实观照”的旗号，其多年沿用的“生存状态系列封面”也标榜出它所秉持的平民立场和生活化的办刊理念。所以它今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偏爱写“底层”的作品，如《父亲进城》《苦竹飘摇》《饭堂哨兵》《土地，土地》《重新学话》《手语者》《阳光下的午后》《过年》《一千个夜晚》《谁遗忘了我们》《温馨提醒》《红》《搓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失父记》《九层塔》《杜鹃花》《红星粮店》《安魂》等，几乎占到全部选文的20％。《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是前几年“底层关怀”小说潮流的推动者，所以它今年依然青睐“底层”题材，占全部选文的31％。重视“底层”题材也是选刊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一种反映。相形之下，《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这几家似乎还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与个性。
三、选刊对文学潮势的把握和推动
在三十多年的办刊史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曾经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发起和推动过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潮流，如“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关怀”小说等③，但近年来选刊捕捉文学动向和推动文学潮流的力度似乎有所弱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的日趋多元化和创作自由的日益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选刊的某些炒作行为遭到文坛批评，使其有所收敛。《小说选刊》就因为鼓吹“底层关怀”而被批评为过度炒作且置文学的标准于不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选刊这半年的选文中发现一些主导性的文学潮势，比如题材方面的动向、作家代际更替的趋势等。
从题材和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看，今年的选刊们仍然延续了社会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作家们毕竟都生存于当下的中国，其写作必然首先触及当下的社会现实，按作家范小青的说法这就是“生活找上门来了”④。以《小说选刊》第一期为例，17篇作品中有5篇写底层、3篇写官场、4篇写欲望，都直面当下的社会现实，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某种“中国”性相。官场、欲望、底层都非近年才有的题材，但今年选刊上的这类作品在故事情节等方面确实又体现出某种时尚性。比如《吉娜之夜》虽是写有夫之妇的婚外性幻想，但又加入了男同性恋这一近年才时兴的文学题材。《猫狗情仇》写富人换老婆的故事，也恰是近年愈演愈烈的社会景观。《绝招》里的女大学生轻率地与已婚男网友会面、上床，却并不以受害人自居，反将此经历当作成人仪式。这实在是近些年女大学生放纵情欲或性爱态度过于开放之现实的折射。《散伙饭》里则有女研究生踹掉穷男友傍上富二代的时髦故事。《地球好身影》中的“我”在母亲的逼迫下参加电视秀场大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行贿制片人，内定获得冠军，却没有演艺公司签约，最终无奈远嫁法国有妇之夫。不难看出这样的故事与近几年发生的“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女明星傍洋大款等娱乐界现象的投影关系。《官途》更是将故事与近年广州市长万庆良下令拆除富人违建的新闻时事联系起来。《本真》注目于官员的大吃大喝这一“十八大”后的热点话题，也显示了官场小说题材上的时尚性。而关于互联网生活的题材《小说选刊》一下子就选了3篇。其中，《梦幻快递》(范小青)将笔触伸向这几年在全中国勃兴的“网购”生活，《群》(李榕)写的是学生家长们通过QQ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家长联盟，《群委书记》则是写以QQ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交团体中发生的故事。对各类时尚生活题材的青睐无疑显示出选刊在捕捉题材动向和鼓励创作的生活化方面的努力。
以上所述还只是《小说选刊》一家的情况。在《小说月报》中，《哭泣的白鹤》《斑海豹》《西雁河》这样的生态保护题材，《异香》《拾梦庄》《对影成三人》这样的旅游题材(自助游“驴友”、旅游景观开发)，《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这样的“手机病”题材，《无岸》这样的父母含辛茹苦送子女出国留学的题材，显然也都极富时代气息。在《中篇小说选刊》中，《作为一种句式的反问》这样的已婚之妇的网恋和二重人格故事，《资源》中的房屋拆迁和自焚故事，《明天的太阳》中的戒毒所黑幕故事，《完全抑郁》所反映的官员和商人群体的心理疾病问题，《401》所反映的底层无房可居而富人拥有大量空置房的问题，也都是当下现实的折射。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有《荔荔》这样的男同性恋故事，有《右岸》这样的女同性恋故事，都反映了近几年社会上对同性恋问题的开放态度。《中华文学选刊》中也不乏《西雁河》《分裂的村庄》《资源》《白龟》等生态保护主题的作品。《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则收有反映“代孕”这种时代敏感话题的小说《花叶繁盛》。同性恋、生态保护、毒品泛滥、违建、空置房、拆迁、代孕，无不是具有鲜明当下性的题材。
文学的动向或潮势不只表现为题材，更表现为作家的代际更替。今年上半年各家选刊热选的多是70后、80后作家，在及时反映文坛代际更替加速事实的同时也助推了这种潮势。分别统计一下2012年和今年上半年70后、80后作家入选各选刊的次(篇)数及占该选刊选文的比重，就能直观地看出选刊今年在推举年轻作家方面的努力：
动态地看，除了《中华文学选刊》一家，今年各家选刊对70后、80后作家的推介力度比去年大了许多。横向比较，《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四家对文坛更为熟悉和亲近，所以无论是对代际更替动向的把握还是赞助都比较及时和卖力。曾几何时，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成长起来的1950年代生作家独霸文坛，甚至还长期压抑着后起的60后、70后作家的生存空间。而今年上半年《小说月报》选载1950年代生作家和1970年代生作家的人次比为9∶15，《小说选刊》为19∶24，《中篇小说选刊》为6∶10。而就在去年，《小说月报》中的相应比数还是45∶22，《小说选刊》则是62∶42。一年不到就有巨变发生，70后完胜1950年代生作家。
70后、80后作家不仅大批量进入各选刊，许多人还受到几家选刊的追捧。70后作家东君的《在肉上》被三家选刊同选，王秀梅的《天衣》和《最后一个匪徒》、蒋峰的《手语者》、鲁敏的《隐居图》、张惠雯的《暴风雨》、陈仓的《父亲进城》、宗利华的《师生图》、刘永涛的《我们的秘密》、张楚的《良宵》、李亚的《将军》都曾被两家以上的选刊看中。值得注意的是入选刊的70后作家大都非常年轻，多是近几年才开始冒头的，如1979年生的彤子、刘爱玲、刘鹏艳，1978年生的张惠雯、徐则臣、治进海、盛慧、葛亮、姬中宪，1977年生的杨仕芳、曹寇，1976年生的肖勤、赵瑜、阿乙。《小说选刊》对70后作家特别重视，将6个头条中的3个给了陈仓、蒋峰、刘鹏艳，与贾平凹、方方、李唯这三位50后平分秋色。在70后抢占风头的同时，80后作家进入选刊的机会也增多：笛安、马金莲、吕魁、杨逍、孙频、文珍、蔡东、又凡、包倬、央今拉姆、纳兰妙珠等纷纷进入选刊，有人还多篇被选或者同时被几家选中，如笛安的《胡不归》被三家共选，马金莲有《荞花的月亮》和《蔫蛋马五》两篇被选，孙频有《异香》《掮客》《一万种黎明》和《月煞》四篇入选且后两篇各被选两次，吕魁也有《散伙饭》和《托斯卡纳》两篇入选。《小说月报》一口气选载80后作家8人次，是推荐80后最卖力的一家。虽然各选刊在托举70后和80后作家时有些忽略作品质量问题，但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作品是站得住的。出于推举新人和促进文学发展的考虑，有时牺牲一点文学质量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与追捧名家的平庸之作性质和意义都不同。
不同代际的作家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这会导致文学从题材、思想到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因此，选刊推动作家的代际更替也就是在推动文学本身的嬗变或发展。比如同是写“底层”，1950年代生作家往往过于严肃和沉重，而70后、80后作家则写得轻松活泼很多。陈应松、刘醒龙这一代人偏爱写农民和农民工，偏爱苦难主题，偏爱把底层写成朴实善良之辈；而徐则臣、弋舟、蒋峰、包倬这批70后、80后作家却更喜欢写城市里的“蚁族”或“漂族”，他们的底层故事很少与“苦难”挂钩，人物也常常以狡猾、快乐、上进等丰富多姿的形象出现。今年选刊选载的《401》(包倬)、《手语者》(蒋峰)、《如果大雪封门》(徐则臣)都是这种风格。如今，1950年代生的作家们早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了，大多陷入了书斋型写作的困境，与发展着的现实生活脱节了或者反应迟钝。而年轻的70后、80后作家却与当下社会水乳交融，他们虽然技艺上还不如前辈作家，但给文坛带来了新的题材和风格，是他们代表着文学发展的前途。因此可以预期，选刊的代际运作必会结出硕果，为文学的发展作出前瞻性的贡献。
就像朱寿桐教授指出的，选刊的作为可以从以下层次进行评估：最高层面，试图对文坛的走向和文学导向产生影响；其次层面，对现有文学创作进行选优；最次层面，追赶名作家，保证自己所选的承认度。第一层次表明选刊主体意识强，有所倡导和促进，积极主动地在发挥作用。如果这样的导向努力是正确的，就达到了选刊运行的最高境界，功莫大焉。第二层次是看作品，不是看作家，这也是需要眼光和魄力的，如果做得好也是有贡献的。第三层次是最庸俗的，看作者而不看作品，吃现成饭。很多杂志都是如此。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今年选刊的表现可谓喜忧参半：既有捕捉文学潮势和推动作家代际更替的实绩，选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同时看作家名气和市场价值而不看作品质量的问题也很突出。《小说选刊》的主编杜卫东说：“选刊的编辑更需要锐利独到的眼光，杀伐决断的勇气和果断。在全国上百种刊物中披沙拣金……这既要有广阔的视野，也要有前瞻的思路，对文学的前沿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有较高的审美和艺术眼光。”⑤这应该成为所有严肃文学选刊行动的指针。如果选刊们在作品选择上更加强调文学的审美性、真实性标准并且尽力克制市场化的冲动，尽力排除文学场中不当关系的纠缠，它们的选文质量将会更可靠，也更能赢得文坛的认同，从而才有资格成为当下文学的“窗口”和文学发展的“风向标”。
注释：
①⑤杨东城：《〈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首次正面回应〈收获〉》，《华商晨报》2012年8月5日，B15版。
②吴越：《“两刊”之争游戏规则，可以变一变了?》，《文汇报》2012年9月22日，第11版。
③参见罗执廷：《文选运作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④范小青：《生活找上门来了》，《北京文学》2013年第5期。
一、视野、重合率与机制问题
今年上半年各选刊上的中、短篇小说都选自国内原创型文学期刊，发表时间是从去年年末到今年五六月间，选载的总量达到二百多篇，大概占不到同期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数量的十分之一。对各选刊的选载情况我们可以作一些简单的数据统计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小说选刊》“微小说”栏目中的作品视作俗文学，排除在统计范围外，《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中较多选目是1980—2011年间发表的小说，非当下创作所以也不在统计之内，《芳草·小说月刊》大量选载的“在线小说”“博客小说”“小说元素”等属俗文学类型，也不在统计之列。
从上表来看，《小说选刊》的选文来源最广，视野最开阔。《小说选刊》的作品常常选自《伶仃洋》《伊犁河》《佛山文艺》《大地文学》等较为冷僻的地方期刊，这表明它在“披沙拣金”方面最下功夫，比其他选刊做得更好。事实上，文学选刊的基本职能就在于“披沙拣金”，这是选刊的角色无法被评论家代替的根本点。评论家发现好作品主要靠“碰”和“撞”，随机性很强，而选刊作为面向全体创作进行筛选的专业机构，理应全面占有作品并从中遴选精华，并且要尽量避免因视野不及而有所遗漏。选刊都声称自己可让读者“一刊在手，精华尽览”，但事实上它们投入选稿的人力很少，常常因视野狭隘而遗漏佳作。这就让选刊失去了信用，也当不起“当代文学的窗口”这一称誉。
翻开选刊，人们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哪些作品被选载了，而那些被几家选刊都选中的作品就更引人注目了。统计发现，今年上半年被两家以上的选刊共同选载的作品约有五十余篇，约占全部被选篇数的20％，这样高的重合率可能表明了各选刊在选文趣味与标准上相当趋同，也可能与各选刊都只盯着全国那几十家原创文学期刊，视野狭隘有关。最受青睐的是迟子建的《晚安玫瑰》，共有五家选刊相中。小说讲述了两个女人的苦难故事，其中涉及爱情、弑父、救赎、犹太人流亡中国等主题和题材，是一个较为丰满的作品。迟子建的名气、题材内容的独特性应该是众选刊追捧的主要原因。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徐坤的《地球好身影》、范小青的《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鲁敏的《隐居图》、陈应松的《去菰村的经历》、陈河的《西雁河》均被选载四次。《地球好身影》以戏谑之笔虚构了一个农村女孩在母亲的操纵下参加电视选秀并夺冠的闹剧，影射了当下社会虚荣心名利心泛滥、娱乐界黑幕重重的现实。《去菰村的经历》反映当下基层官场作风和黑恶势力掌握乡村政权的现实。这两个作品各具艺术风格，属于文学水准和社会价值都比较高的优秀作品。其他几篇则显得一般化。这些作品被热选四五次，似乎只有一个共同点：作家都享有盛名，是文坛的名家或近些年被热炒出来的“准名家”，而作品的艺术质量却并不均齐。比如，陈河是近些年才被炒出名的华人作家，其《西雁河》的情节处理和艺术表现就显得有些薄弱。
相较于被选四五次的作品，被选次数在二三次间的作品数量更多，质量也更显参差。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贾平凹的《倒流河》、刘醒龙的《黑夜守望》、欧阳黔森的《村长唐三草》、王秀梅的《天衣》、蒋峰的《手语者》、普玄的《资源》、东君的《在肉上》、笛安的《胡不归》，均被选载三次。这些作家中有名家(方方、贾平凹、陈应松、刘醒龙)，也有新秀(王秀梅、蒋峰、东君、笛安)，作品中有的属于优秀之作，有的则很一般。《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写农村贫寒子弟的艰辛大学历程和苦难命运，切中时代弊病，令人叹惋；《黑夜守望》借矿难写农民的善良与纯朴，真实而又厚重；《天衣》写小三和元配之间的心理较量和道德拷问，细腻而又深入；《胡不归》写长寿老人心胸逐渐豁达，渴望死亡。这四篇是比较优秀的作品。贾平凹的《倒流河》写农民从做矿工到做矿老板的发迹过程和相应的生活、心理变化，从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看都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但作家自身的名气和市场影响力足够打动某些选刊。《村长唐三草》是一个“主旋律”的作品，将人物写得有点高大，作家可能对农村人物了解不深，所以漫画化了；《手语者》的人物和故事(聋哑人杀人越狱逃亡)失真，虚构得没有可信度；《资源》是一个题材上的大杂烩——婚恋、官场、环境保护、拆迁、自焚，芜杂而不精深；《在肉上》的写作趣味给人以低俗的印象。而被选两次的篇目则有三十多篇。这其中王蒙的《明年我将衰老》、东西的《蹲下时看到了什么》、李亚的《将军》等质量较高，而水运宪的《无双轶事》、张策的《命运之魅》、申剑的《完全抑郁》、徐皓峰的《师父》、陈仓的《父亲进城》等，或者故事类型化，或者虚构失真，或者故事拖沓、描写干枯、语言无味。
选文的重合问题牵涉文学动向、文学共识、文学趣味、文学场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等问题，很值得探究。如果重合率高是以选文的文学品质或者是对某种文学动向的敏锐把握为前提就不是坏事，但实际观察发现并非如此，似乎更多是源于作家名气、读者趣味、文学场中的互利关系等因素。《小说选刊》的主编杜卫东就承认该刊每个月都会收到寄来的“各种民刊、内刊、报纸，以及大量通过各种关系和各种渠道发来的荐稿和自荐稿”①。其实，不管是刊物自身的标准、读者的趣味，还是文学场中的合作互利关系，往往都是选刊所置身的整个文学场域内错综复杂关系间折冲、化合的结果，文学本身的标准未必是这个场域运行的真实逻辑和原则。如果将选刊的选文情况与整个文学场域内的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选刊运作的某种内外机制并对它有所审视。
首先是作家和原发刊物对选刊施加的影响。著名作家常常能够聚拢读者和人气，所以他们是任何市场化的选刊都不甘拒绝的主角，有时选刊甚至为此甘愿忽略作品的质量问题。而年轻的或不知名的作家则有求于选刊，需要借助选刊的平台和影响力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这种时候个人公关的事情就有可能出现。而原发期刊对选刊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是原刊向选刊推荐作品或公关，因为它们往往需要借转载率来标榜自己的办刊成绩；二是选刊编辑受到原发刊物处理作品方式的影响。这后一点值得谈论。虽然每家选刊都有自己的办刊方向与选文标准，具体到每个选刊编辑却未必都是那么呆板的。由于人手有限而阅读任务又过于繁重，选刊编辑很可能来不及沉淀自己的阅读感受，无法对作品价值作出精准判断。因此，处于审美疲劳或混沌之中的选刊编辑很可能受到原发刊物对某个作品重视程度和处理方式的左右。比如罗门的中篇小说《群委书记》在原发期刊上是放在“特别推荐”栏目中的，还配有“主编点评”。原刊如此重视，《小说选刊》自然也愿意配合。宗利华的中篇《水瓶座》在原发期刊的“特别关注”栏目推出，且配有作家访谈文章，结果《小说选刊》也专门为它设置“争鸣”栏目，且配发两篇评论文章。但显然，《群委书记》和《水瓶座》都非上乘之作。
其次是新闻报道、文学评论、评奖等因素对选刊的影响。2012年8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市出版协会、作家协会、新民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对“70后”作家曹寇、张楚的研讨会。随后，张楚的《良宵》、曹寇的《塘村概略》先后被选进三家选刊。2012年10月27日，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杭州评出，东君的《听洪素手弹琴》获短篇小说奖。作为这一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后果，《小说选刊》在2013年第一期设置“发现”栏目，距小说发表两年后进行了补登。评奖的另一可能影响是，东君的另一中篇《在肉上》后来被三家选刊共选。2013年2月7日，《文学报》登载记者报道《文学期刊新年观察》，文中特别提到了《花城》杂志刊发的王蒙作品《明年我将衰老》和《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毕飞宇小说《大雨如注》。后来这两个作品成为好几家选刊青睐的对象。2013年1月，中国小说学会评出“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曹寇的《塘村概略》、王手的《贴身人》入榜。尔后，这两部小说入选《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方方的中篇《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选刊转载之前早就在《新京报》上刊发过长篇访谈和报道，中国作家网等网站也曾大量转载该报道。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
处于文学场之中的选刊当然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运行，但问题是选刊在接受外部影响的时候应该有所过滤，应该有必要的定力，坚持以作品质量而不是以作家名气和市场关注度为选文标准，否则就是“选人”而不是“选文”了。比如东君的《听洪素手弹琴》批判社会丑恶确实举重若轻，但稍后写的《在肉上》却非优秀之作。《在肉上》从标题上看就显得俗气，小说基本写的是一对夫妻间的性虐故事(性虐游戏、蒙面强奸)，这种变态性行为背后当然也折射了夫妻间因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差异而引致的心理、精神方面的复杂纠葛。但这个具有一定社会和心理意涵的题材在作者手中处理得并不好，给人的印象是情节炫奇、描写露骨，俗文学趣味太重。几家选刊都对它趋之若鹜，恐怕跟作家正被热炒或作品题材方面的市场吸引力有关。
二、选刊趣味与选文品质问题
除了关心选刊选了哪些作品，人们当然更关心这些作品到底成色如何，是否名至实归这样更要害的问题。依笔者的眼光，上述重合的五十余篇作品中大概只有一半不到的篇目属于实至名归的优秀之作，而那些只被选载一次的作品并非就不优秀。比如张翎的《夏天》、凡一平的《操场》、曾剑的《饭堂哨兵》、任珏方的《爱别离》、刘涛的《老高的病》、陈继明的《陈万水名单》、李唯的《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罗漠的《一生涕泪》、张新科的《大喷》、毛建军的《第三日》等作品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被多家选刊追捧的作品。这些好作品不被追捧很可以说明许多选刊有眼无珠，当然也可能与作品题材的尖锐性有关。像《饭堂哨兵》写军营的等级森严和哨兵的卑微与孤独；《老高的病》写爱管闲事、监督医疗质量的老人遭到医院系统的冷遇与报复；《陈万水名单》写“大跃进”时代整个村庄饿殍遍野的惨状；《暗杀刘青山张子善》调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内高级干部的贪腐，并时时捎带着讽刺一下现实，都是极有力量的作品。它们可能因不符合“主旋律”所提出的“正能量”“和谐社会”等价值立场而被冷处理。令人震撼的佳作力作反不如名作家的稀松之作受追捧，无疑说明了选刊的选文标准或趣味还颇成问题。
选文的标准或眼光当然与选刊的办刊方向(读者定位)、文学理念等深层次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先来探究选刊通过选文呈现出来的文学眼光或趣味问题。文学眼光或趣味也就是一个如何判定文学作品的品质与价值的问题。对于如何评判作品的文学品质和价值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或标准，但简要概之，“真”“善”“美”这三条大概是人人皆赞同的，问题只是三者间各自的分量问题。而根据对三者轻重关系的处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选刊的文学趣味或标准问题。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各选刊推出的中、短篇小说中兼具“真”“善”“美”三种品质的并不多，《爱别离》《明年我将衰老》《去菰村的经历》《将军》《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第三日》等可以算是这类好作品。而更大量的是在“真”“善”“美”这三者上有所偏向甚至因此而显示出瑕疵的作品。
选刊在“真”这个标准上处理得就不是很好。小说本质上是一种虚构，因此不能要求小说等同于纪实或者与现实生活毫无距离，但小说虚构还是应该能给读者一种“源于生活”的“真实感”。因为没有这种对“真”的假定，文学的接受就难以生效，至少严肃的文学接受是如此。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细节或其中流露出来的作家思想情感是否有“真实感”往往取决于作家在虚构时是否严肃认真和是否投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今年选刊中的不少小说确实让我们感受不到这种严肃和真情投入。比如几家选刊都热选的《手语者》。小说写“我”的继父于勒先天失聪，靠摆地摊骗钱资助“我”上大学；与同居女友的分手让他卷入一起谋杀案而蒙冤入狱；此后他策划越狱，指挥同伙杀死狱警并成功脱逃，途中还杀死两个同伙以掩藏行踪，最后逃到遥远的边疆地区隐匿起来。这样惊险、传奇的情节发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和“于勒”这个姓名都显示出作者虚构的不高明或不真诚。《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推出的《泰勒粉钻》结局也给人以虚假感：某民工将挖到的钻石吞进腹中以私藏，连累送他下山求医的两个伙伴一溺死一伤残，藏匿的其中一颗钻石让民工成了富豪，十多年后他将另一颗最大的钻石遗留给幸存的救命恩人，后者却将它扔进了大河，以祭奠当年溺死的同伴。舍财取义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但很难想象一个贫穷的残疾人如此鄙弃珍宝。这样虚构，人性是显得崇高了，却俨然不食人间烟火一般。
“审美”是文学的首要功能、属性，但选刊们明显对小说的“审美”品质重视不够。小说的“审美”品质表现在思想主题、情感立场等方面，但首先是表现在语言上面。因为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缺乏审美性就很难让整个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从几家选刊所选载的200多篇作品来看，具有较高的语言品质的作品寥寥可数，大概只有《明年我将衰老》《胡不归》《将军》《地球好身影》等不多的几篇。王蒙的《明年我将衰老》行文带着强烈的散文风格，语言机智、俏皮、幽默的同时也不乏犀利；徐坤的《地球好身影》也以“俏皮的语言”取胜，它们都是语言的审美性较高的作品。作为反例的则是《父亲进城》这样的作品。《父亲进城》是《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热选的作品，而笔者读它时的感觉非常难受，那种语言连文学语言的及格水平都达不到。而且该小说完全是呆板、枯燥的纪实性写法，给人的感觉是作者连文学描写都不会。选刊选中它大概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因为该小说宣扬的是孝道，歌颂的是农村老父亲的纯朴、自然本性。而在《小说月报》等选刊上，《下一波潮水》《金字招牌》这类从语言到故事、主题都缺乏审美性的作品也不鲜见。
相对于“真”和“美”这两个标准，选刊似乎更重视“善”(即社会功利性)。《父亲进城》《泰勒粉钻》这样或缺乏审美性或缺乏真实感的小说大概就是因为主题的崇高才进入选刊的。“主旋律”立场鲜明的《新华文摘》在选文时也特别重视作品思想主题的正确与崇高，它所选载的《村长唐三草》和《父亲进城》就分别属于思想主题正确而真实性、审美性则很不足的作品。《小说月报》似乎也特别青睐“好人好事”题材：张楚的《良宵》写老艺术家关爱乡村艾滋孤儿；马金莲的《荞花的月亮》写农妇坚守孝道侍奉婆婆的善良人格；南翔的《哭泣的白鹤》写巡护员为保护珍稀野生飞禽而与偷猎者斗争最后牺牲；周建新的《斑海豹》写渔民倾力保护一只海豹并与之建立特殊情谊；晓苏的《回忆一双绣花鞋》写农妇对丈夫婚外情的宽宏大量；东紫的《正午》写拾荒者和女医生家庭相继抚养被遗弃的残疾儿……这些作品大多立意歌颂善良的人性、人情，其中虽也不乏真、善、美兼具的好作品(如《荞花的月亮》)，但大部分还是给人以主题先行、故事俗套、情节失真的感觉。徐岩的《影视城》即属于这种故事牵强、主题虚弱的作品。小说写一个好警察从黑社会手中救出被骗女孩并因此被害，而他结识的一个外地司机朋友则驾车冲向坏蛋们的老巢，为此因损害他人财物罪入狱五年半。这样牵强的故事大概连作者自己都不会相信!好人好事题材的盛行显然与近年来官方媒体大力宣扬的“正能量”话语不无关系。
除了可以用“真”“善”“美”标准来衡量的纯文学作品，选刊也选入了不少纯粹消费性的通俗小说。《小说月报》的读者定位是都市白领之类的中产阶级或“小资”读者——这从其一贯的封面格调(小资情调的家居布景)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它对“官场”“商场”“婚恋”“欲望”这类大众化、都市化的题材类型一直情有独钟。比如《托斯卡纳》(吕魁)写一个超级富豪的低调处世和乐善好施，将这个商人塑造成一个魅力无穷的高大人物；《大建商》(彤子)也刻意描写商界精英的非凡谋略与魄力。这样的小说显然是要满足读者大众对富豪生活的好奇心，与“帝王将相”题材盛行的背景大抵相同。又如《金字招牌》(袁亚鸣)写地主后代卧薪尝胆终于将集体企业攫为己有的故事，其中充斥着原刊编辑所吹嘘的“制毒贩毒、谋杀陷害、复仇恶报、男女欢爱、企业改制、资产流失、潜伏破案……几乎囊括了所有典型的小说元素”，通俗传奇架势十足。至于写民国武林故事的《师父》，就是标准的通俗小说了。《小说选刊》一向给人的印象是“纯文学”立场更鲜明一些，但它作为市场化的选刊其实也不愿放弃讨好大众读者。所以“官场”“欲望”“情爱”题材在《小说选刊》中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如官场小说《逃匿者》《无双轶事》《老霍丢了》《蝴蝶效应》《坐大巴》《局长的笔记本》《好好好》《调研员》《有料可挖》《官途》《本真》，欲望小说《吉娜之夜》《绝招》《热得快》《猫狗情仇》，情爱小说《资源》《爱情是把刀》《杜鹃花》《水瓶座》。同样，《小说选刊》也有《靠山》这类写黑社会故事的通俗传奇作品。在倾向大众通俗趣味方面，《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不甘人后，后者选载婚恋小说7篇、官场小说6篇，在总共32篇选文中所占比例不低。虽然官场、欲望、情爱题材也可以写出好小说，但选刊中的此类作品大都未见得有何优异之处，尤其是其中的官场小说明显给人以类型小说的印象。正像某文学编辑所说：“各个选刊虽然趣味有差异，但都比较重大众化，故事性，社会性。就小说叙事和语言上，相对没那么丰富。文学性强的小说是不会入选的。这样的后果是会倡导一种功利化的写作。官场小说的流行就是这样兴起的。”②选刊的市场化趣味确实可能损害文学的发展，选刊们一向以纯文学期刊自居，理应承担起对纯文学发展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在选文时更加重视纯文学的标准。
以上只是笼统叙述了选刊的选文趣味和质量情况，这当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概括，重合率的居高不下就证明了选刊趣味的趋同化。当然，不同的选刊之间还是有些差异的。比如《新华文摘》因为没有市场化的压力，选文上面就严肃端庄得多，对作品的思想主题方面要求颇严格，属于“主旋律”趣味最鲜明的选刊。《小说选刊》这些年一直打着“现实观照”的旗号，其多年沿用的“生存状态系列封面”也标榜出它所秉持的平民立场和生活化的办刊理念。所以它今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偏爱写“底层”的作品，如《父亲进城》《苦竹飘摇》《饭堂哨兵》《土地，土地》《重新学话》《手语者》《阳光下的午后》《过年》《一千个夜晚》《谁遗忘了我们》《温馨提醒》《红》《搓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失父记》《九层塔》《杜鹃花》《红星粮店》《安魂》等，几乎占到全部选文的20％。《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是前几年“底层关怀”小说潮流的推动者，所以它今年依然青睐“底层”题材，占全部选文的31％。重视“底层”题材也是选刊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一种反映。相形之下，《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这几家似乎还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与个性。
三、选刊对文学潮势的把握和推动
在三十多年的办刊史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曾经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发起和推动过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潮流，如“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关怀”小说等③，但近年来选刊捕捉文学动向和推动文学潮流的力度似乎有所弱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的日趋多元化和创作自由的日益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选刊的某些炒作行为遭到文坛批评，使其有所收敛。《小说选刊》就因为鼓吹“底层关怀”而被批评为过度炒作且置文学的标准于不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选刊这半年的选文中发现一些主导性的文学潮势，比如题材方面的动向、作家代际更替的趋势等。
从题材和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看，今年的选刊们仍然延续了社会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作家们毕竟都生存于当下的中国，其写作必然首先触及当下的社会现实，按作家范小青的说法这就是“生活找上门来了”④。以《小说选刊》第一期为例，17篇作品中有5篇写底层、3篇写官场、4篇写欲望，都直面当下的社会现实，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某种“中国”性相。官场、欲望、底层都非近年才有的题材，但今年选刊上的这类作品在故事情节等方面确实又体现出某种时尚性。比如《吉娜之夜》虽是写有夫之妇的婚外性幻想，但又加入了男同性恋这一近年才时兴的文学题材。《猫狗情仇》写富人换老婆的故事，也恰是近年愈演愈烈的社会景观。《绝招》里的女大学生轻率地与已婚男网友会面、上床，却并不以受害人自居，反将此经历当作成人仪式。这实在是近些年女大学生放纵情欲或性爱态度过于开放之现实的折射。《散伙饭》里则有女研究生踹掉穷男友傍上富二代的时髦故事。《地球好身影》中的“我”在母亲的逼迫下参加电视秀场大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行贿制片人，内定获得冠军，却没有演艺公司签约，最终无奈远嫁法国有妇之夫。不难看出这样的故事与近几年发生的“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女明星傍洋大款等娱乐界现象的投影关系。《官途》更是将故事与近年广州市长万庆良下令拆除富人违建的新闻时事联系起来。《本真》注目于官员的大吃大喝这一“十八大”后的热点话题，也显示了官场小说题材上的时尚性。而关于互联网生活的题材《小说选刊》一下子就选了3篇。其中，《梦幻快递》(范小青)将笔触伸向这几年在全中国勃兴的“网购”生活，《群》(李榕)写的是学生家长们通过QQ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家长联盟，《群委书记》则是写以QQ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交团体中发生的故事。对各类时尚生活题材的青睐无疑显示出选刊在捕捉题材动向和鼓励创作的生活化方面的努力。
以上所述还只是《小说选刊》一家的情况。在《小说月报》中，《哭泣的白鹤》《斑海豹》《西雁河》这样的生态保护题材，《异香》《拾梦庄》《对影成三人》这样的旅游题材(自助游“驴友”、旅游景观开发)，《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这样的“手机病”题材，《无岸》这样的父母含辛茹苦送子女出国留学的题材，显然也都极富时代气息。在《中篇小说选刊》中，《作为一种句式的反问》这样的已婚之妇的网恋和二重人格故事，《资源》中的房屋拆迁和自焚故事，《明天的太阳》中的戒毒所黑幕故事，《完全抑郁》所反映的官员和商人群体的心理疾病问题，《401》所反映的底层无房可居而富人拥有大量空置房的问题，也都是当下现实的折射。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有《荔荔》这样的男同性恋故事，有《右岸》这样的女同性恋故事，都反映了近几年社会上对同性恋问题的开放态度。《中华文学选刊》中也不乏《西雁河》《分裂的村庄》《资源》《白龟》等生态保护主题的作品。《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则收有反映“代孕”这种时代敏感话题的小说《花叶繁盛》。同性恋、生态保护、毒品泛滥、违建、空置房、拆迁、代孕，无不是具有鲜明当下性的题材。
文学的动向或潮势不只表现为题材，更表现为作家的代际更替。今年上半年各家选刊热选的多是70后、80后作家，在及时反映文坛代际更替加速事实的同时也助推了这种潮势。分别统计一下2012年和今年上半年70后、80后作家入选各选刊的次(篇)数及占该选刊选文的比重，就能直观地看出选刊今年在推举年轻作家方面的努力：
动态地看，除了《中华文学选刊》一家，今年各家选刊对70后、80后作家的推介力度比去年大了许多。横向比较，《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四家对文坛更为熟悉和亲近，所以无论是对代际更替动向的把握还是赞助都比较及时和卖力。曾几何时，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成长起来的1950年代生作家独霸文坛，甚至还长期压抑着后起的60后、70后作家的生存空间。而今年上半年《小说月报》选载1950年代生作家和1970年代生作家的人次比为9∶15，《小说选刊》为19∶24，《中篇小说选刊》为6∶10。而就在去年，《小说月报》中的相应比数还是45∶22，《小说选刊》则是62∶42。一年不到就有巨变发生，70后完胜1950年代生作家。
70后、80后作家不仅大批量进入各选刊，许多人还受到几家选刊的追捧。70后作家东君的《在肉上》被三家选刊同选，王秀梅的《天衣》和《最后一个匪徒》、蒋峰的《手语者》、鲁敏的《隐居图》、张惠雯的《暴风雨》、陈仓的《父亲进城》、宗利华的《师生图》、刘永涛的《我们的秘密》、张楚的《良宵》、李亚的《将军》都曾被两家以上的选刊看中。值得注意的是入选刊的70后作家大都非常年轻，多是近几年才开始冒头的，如1979年生的彤子、刘爱玲、刘鹏艳，1978年生的张惠雯、徐则臣、治进海、盛慧、葛亮、姬中宪，1977年生的杨仕芳、曹寇，1976年生的肖勤、赵瑜、阿乙。《小说选刊》对70后作家特别重视，将6个头条中的3个给了陈仓、蒋峰、刘鹏艳，与贾平凹、方方、李唯这三位50后平分秋色。在70后抢占风头的同时，80后作家进入选刊的机会也增多：笛安、马金莲、吕魁、杨逍、孙频、文珍、蔡东、又凡、包倬、央今拉姆、纳兰妙珠等纷纷进入选刊，有人还多篇被选或者同时被几家选中，如笛安的《胡不归》被三家共选，马金莲有《荞花的月亮》和《蔫蛋马五》两篇被选，孙频有《异香》《掮客》《一万种黎明》和《月煞》四篇入选且后两篇各被选两次，吕魁也有《散伙饭》和《托斯卡纳》两篇入选。《小说月报》一口气选载80后作家8人次，是推荐80后最卖力的一家。虽然各选刊在托举70后和80后作家时有些忽略作品质量问题，但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作品是站得住的。出于推举新人和促进文学发展的考虑，有时牺牲一点文学质量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与追捧名家的平庸之作性质和意义都不同。
不同代际的作家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这会导致文学从题材、思想到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因此，选刊推动作家的代际更替也就是在推动文学本身的嬗变或发展。比如同是写“底层”，1950年代生作家往往过于严肃和沉重，而70后、80后作家则写得轻松活泼很多。陈应松、刘醒龙这一代人偏爱写农民和农民工，偏爱苦难主题，偏爱把底层写成朴实善良之辈；而徐则臣、弋舟、蒋峰、包倬这批70后、80后作家却更喜欢写城市里的“蚁族”或“漂族”，他们的底层故事很少与“苦难”挂钩，人物也常常以狡猾、快乐、上进等丰富多姿的形象出现。今年选刊选载的《401》(包倬)、《手语者》(蒋峰)、《如果大雪封门》(徐则臣)都是这种风格。如今，1950年代生的作家们早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了，大多陷入了书斋型写作的困境，与发展着的现实生活脱节了或者反应迟钝。而年轻的70后、80后作家却与当下社会水乳交融，他们虽然技艺上还不如前辈作家，但给文坛带来了新的题材和风格，是他们代表着文学发展的前途。因此可以预期，选刊的代际运作必会结出硕果，为文学的发展作出前瞻性的贡献。
就像朱寿桐教授指出的，选刊的作为可以从以下层次进行评估：最高层面，试图对文坛的走向和文学导向产生影响；其次层面，对现有文学创作进行选优；最次层面，追赶名作家，保证自己所选的承认度。第一层次表明选刊主体意识强，有所倡导和促进，积极主动地在发挥作用。如果这样的导向努力是正确的，就达到了选刊运行的最高境界，功莫大焉。第二层次是看作品，不是看作家，这也是需要眼光和魄力的，如果做得好也是有贡献的。第三层次是最庸俗的，看作者而不看作品，吃现成饭。很多杂志都是如此。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今年选刊的表现可谓喜忧参半：既有捕捉文学潮势和推动作家代际更替的实绩，选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同时看作家名气和市场价值而不看作品质量的问题也很突出。《小说选刊》的主编杜卫东说：“选刊的编辑更需要锐利独到的眼光，杀伐决断的勇气和果断。在全国上百种刊物中披沙拣金……这既要有广阔的视野，也要有前瞻的思路，对文学的前沿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有较高的审美和艺术眼光。”⑤这应该成为所有严肃文学选刊行动的指针。如果选刊们在作品选择上更加强调文学的审美性、真实性标准并且尽力克制市场化的冲动，尽力排除文学场中不当关系的纠缠，它们的选文质量将会更可靠，也更能赢得文坛的认同，从而才有资格成为当下文学的“窗口”和文学发展的“风向标”。
注释：
①⑤杨东城：《〈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首次正面回应〈收获〉》，《华商晨报》2012年8月5日，B15版。
②吴越：《“两刊”之争游戏规则，可以变一变了?》，《文汇报》2012年9月22日，第11版。
③参见罗执廷：《文选运作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④范小青：《生活找上门来了》，《北京文学》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