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
湖北文学曾有鄂军、汉军之称，称楚军最易与湖南文学相混，今湖南文学既以湘军称之，则湖北文学据楚军之名，可示区别。
说起湖北文学，人们自然会想到方方、池莉、刘醒龙、熊召政、陈应松，包括已调出湖北的邓一光等知名作家。这些作家既是文学楚军的标识，同时，他们的创作经历也记录了文学楚军发展壮大的历程。在我的记忆中，“文革”结束后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今日文学楚军的这些中军大将，尚属初登文坛的“英雄少年”，头角崭露，锋芒乍现。当是时也，坐镇中军大帐的，则是徐迟、姚雪垠、碧野、曾卓等一批曾经叱咤现当代文坛的文学老帅。曾几何时，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这批“英雄少年”就以各自的创作实绩博得广泛称誉，如方方的《“大篷车”上》等青年题材的小说，池莉的《月儿好》等乡村题材的小说，刘醒龙的《大别山之谜》等大别山系列小说，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政治抒情诗，陈应松的《黑艄楼》等江汉水系小说，邓一光的《孽犬阿格龙》等知青题材的小说。这期间，其他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如杨书案等的历史题材小说，祖慰等的报告文学，刘富道等的伤痕、反思题材小说，楚良、映泉、李叔德等的农村题材小说，汪洋等的校园题材小说，李传锋等的动物小说，刘益善等的乡土诗歌，董宏猷等的儿童文学创作，等等，也都以各自的特色和影响，展示了文学楚军的主力阵容和多样风采。文学楚军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乘改革开放、文学革新之势，在上述文坛老帅的中军帐下，迅速集结了各路精兵，布成了自己的阵势，此后的发展壮大就是以这些“老营”将士为基础。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以来，是文学楚军“异代接武”、整体崛起的时期。老帅的文学大旗逐渐淡出历史的烟尘，“新写实”浪潮、“现实主义冲击波”和“新英雄主义”写作，先后把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包括此前在“寻根文学”中秀出、在新世纪以神农架系列创作异军突起的陈应松，90年代初被“文化关怀”小说推出、在新世纪以三峡题材的创作受到广泛关注的刘继明，以及重振湖北乡土诗风的诗人田禾等，推到阵前，成为文学楚军新一代领军人物。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醒龙的《分享艰难》，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包括陈应松随后推出的《松鸦为什么鸣叫》等中篇小说、刘继明这期间的短篇小说《前往黄村》等，成为“一时之选”。中篇小说也因此而成为文学楚军的一支劲旅。在此期间，素有长篇创作传统的文学楚军，又创造了新的一轮长篇创作的辉煌。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熊召政的《张居正》、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先后成为引人瞩目的亮点和议论评说的热点。《我是太阳》写不灭的英雄理想，《张居正》写权力的怪圈，《乌泥湖年谱》写无事的悲剧，《圣天门口》写革命与人道，在艺术上，或承接传统，或发为新创，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尤其是《乌泥湖年谱》以编年体结构长篇小说，更成为这期间长篇小说文体创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文学楚军的长篇创作成就，以熊召政的《张居正》和刘醒龙的《天行者》，继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之后，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而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广泛的认同。说明在中篇劲旅之侧，长篇也成了文学楚军的一支劲旅。与此同时，文学楚军的其他各路人马也迅速跟进，其中既有笔耕不辍的文坛老将，也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锐。何存中、叶梅、马竹、姚鄂梅、吕志青、曹军庆、冯慧、王君等人的小说，徐鲁、华姿、王芸、任蒙等人的散文，谢克强、张执浩、车延高、哨兵、阎志等人的诗歌，以及其他更年轻的“80后”作家的创作，显示了文学楚军的实力和后劲。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楚军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历程，到今天，可谓各体文学“装备齐全”，老中青少兵强马壮，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俨然成一支威武之师、灵秀之师。
文学楚军的形成，离不开楚文化传统和湖北的社会人文环境，它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时代和前辈作家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文学楚军才在自己发展壮大的历程中，逐步凝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我把这种特色概括为：先声后发，散点布阵，固本开新，追求极致。
所谓先声后发，是指文学楚军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以老作家如徐迟、姚雪垠、曾卓等的创作先声夺人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曾卓的诗歌《悬崖边的树》等，是这期间“轰动”一时的作品，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但从总体上看，文学楚军在这期间的跟进是较为缓慢的，尤其是在稍后出现的文学革新和先锋文学实验浪潮中，虽不乏参与者，但却较少有影响的实绩，故常被讥为“慢半拍”。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浪潮兴起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大幅度的逆转，不但方方、池莉成了这股文学潮流的代表作家，《风景》和《烦恼人生》成了这股文学潮流的标志性作品，而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一些如方方、池莉这样实力雄厚、基础扎实、已有相当创作实绩、蓄势待发的作家，如刘醒龙、邓一光、熊召政、陈应松、刘继明、田禾等，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在前军阵前，各怀绝技，威风凛凛，文学楚军遂成气候。
所谓散点布阵，是说文学楚军在创作中，重视个人的独特追求和独立发展，较少流派意识和团体倾向，虽然也有人从“汉味”之类的角度归纳它的地域特色，但从总体上说，却不像河北“三驾马车”或广西“三剑客”那样，有一个大致相近的倾向。这种“散点”分布的阵法，虽有它的弱势，但却便于作家发挥各自的特长，凸显各自的特色，故而文学楚军的一些主要作家，或观照历史，或执着现实，或深入人性，或关注市井，或经营长篇巨制，或打造中短佳构，或用写实手法，或兼夸张想象，从题材到主题，从文体、风格到手法、技巧，“各师本心，其异如面”，都有较鲜明的个性。
所谓固本开新，是指文学楚军比较重视固守文学创作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文学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传统、与人性的联系等，在深入把握这些关系和联系的基础上，融汇新的社会人生观念，开拓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追求新的艺术表现技巧。故而文学楚军常被人视为在恪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寻求新变。这种说法虽然比较陈旧，但却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文学楚军创作追求的总体特征。即使是像方方的《风景》那样，整体结构和叙述视角是“荒诞”的，但它的细部描写却是绝对“现实主义”的。像陈应松的《狂犬事件》那样，既富于象征性，又有充足的生活依据。如此等等，这样的艺术创新，据有深厚的现实基础。
所谓追求极致，是指文学楚军拒绝平庸，重视作品的人性深度和对情感冲击力的极致追求。如方方的近作《出门寻死》、《万箭穿心》等写都市人生，尤其是平民女性的人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写革命年代灵、肉的厮杀，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写底层生态，都给人以心灵的撞击和灵魂的震撼。邓一光写和平年代壮心未已的“末路英雄”，可谓穷形尽相；熊召政写封建王朝的权力斗争，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池莉的作品，写市民的日常生活，也不止于流水账式的记录，如《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作品的结尾，都有令人心醉的地方。更不用说方方的“七哥”、池莉的“印家厚”、邓一光的“关山林”等文学人物已成为“典型”形象，刘醒龙笔下用笛子吹奏国歌升国旗的细节已成为读者的经典记忆，如此等等，说明文学楚军的这种极致追求，正是它独特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楚地幅员辽阔，主要包括两湖和豫、皖、赣、苏、渝之一部或大部，今以“文学楚军”称湖北文学，并非说“文学楚军”仅止于湖北文学，恰恰相反，我意它的指称范围应该包括所有旧属楚地文学和楚文化影响所及地区的文学。当此“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际，我也期待着楚地的文学结成联军，庶几在中部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崛起一座文学的高峰。
（摘自《人民日报》2013年4月16日第14版）
